建材之家讯：1661年中荷战争为人们所熟悉，不仅因为它是各类历史著作中的常客，还拥有多方面的原因。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冲突，在郑成功的率领下，中国人成功驱赶荷兰人收复台湾，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而对西方人来说，这场战争则拥有更深广的意义：这场战争的双方是在17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国家，一方是率先完成资本主义革命的荷兰，它是当时西方最强大的殖民国家，不仅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胜出，还取代了曾经的霸主西班牙，而在贸易方面，荷兰当时的对外贸易额占据全球半数份额；另一方，则是当时东方世界的中心—中国，它是亚太地区的宗主国，也是这一地区的贸易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1661年中荷战争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第一次作出尝试性的挑战。
不过，尽管关注这场战争的历史学者很多，但“无论在哪种语言里，都不曾有人利用中国与欧洲的许多现存史料，针对这场战争从事过重大研究”。有幸的是，史景迁的弟子、美国历史学家欧阳泰的新作《1661，决战热兰遮》(以下简称《1661》)，借助东西方史料，详细地还原了这场战争的原貌，并探究了郑成功为何能获得胜利，而荷兰人却惨遭失败的原因。
或许是继承了史景迁的特点，欧阳泰在《1661》一书中也展现出了极强的描写和叙事能力。在欧阳泰的笔下，郑成功分裂的个性被描绘得极为鲜明，一方面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不仅充满了中国传统智慧，而且对外国的军事策略和技术抱以开放态度。欧阳泰认为，正是这一特质，成为郑成功和他的军队获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欧阳泰又把郑成功描绘成一个自负、残暴的君主。他无法忍受任何细小的失败以及来自敌人的挑衅，因此他常常一怒之下就斩杀手下的将领和荷兰俘虏，其中还包括数位郑氏家族的亲属。而荷兰方面的几位主要人物，也都被刻画出了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例如荷兰最后一任台湾长官揆一被描述成一位睚眦必报、极难相处的人物，而荷兰军事官拔鬼仔显得极为愚蠢，地方官猫难实叮则懦弱而自私。总之，欧阳泰那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让《1661》并没有其它历史著作一贯的晦涩，却自有一种长者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
难得的是，欧阳泰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并非出于杜撰，而是依据对史料的考证。例如荷兰人梅氏在战争开始不久就被俘，并在为中国军队服务的过程中，得以近距离接触郑成功，他留下的日记，有力地帮助作者勾勒出了郑成功的个人形象。而当时荷兰舰队的司令博多、指挥官卡乌等人的日记，也为作者还原这场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王实录》《闽海纪要》等中文文献，与司徒琳的《南明史》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同样为欧阳泰准确还原历史提供了帮助。
欧阳泰当然并不满足于为读者讲一个“好故事”，在《1661》中，他事实上是想通过还原真实的历史，来指出当时东西方世界在军事发展上的差异。在西方世界，对于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观点派别：以“西方优越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西方自始至终都在各方面长期领先。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枪炮是欧洲发明的，甚至于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人被告知，中国人发明火药后仅将其用于制作烟火、爆竹等非军事方面。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彭慕兰的《大分流》、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数种探求东西发展差异的著作发布后，此前统治西方的“欧洲优越论”得到了颠覆。加入这一颠覆阵营的学者指出，欧洲的领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西方的崛起与亚洲的落后这一世界史上的“大分流”，起码是在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趋势，在此之前，西欧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大致势均力敌。
欧阳泰在研究了1661年中荷战争之后，提出了与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同的看法。他发现，与许多学者宣扬中国军队军纪涣散而欧洲军队纪律严明的观念不同，郑成功的军队同样遵守着严格的军事纪律，并且如同欧洲军队一样实行操练，因此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同时，他们的火炮、枪械在功能上也不逊于荷兰人。欧阳泰还特意提到，曾经被认为16世纪末出现于日本和欧洲的排枪射击法，事实上在1387年的明朝文献中即可被查到。这些细节都说明，“军事革命”并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在中国军队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
不过，欧阳泰却发现，荷兰人在两方面—船只和堡垒—确实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荷兰船只不仅在火力上远胜中式帆船，而且逆风航行的能力极强，当时的中国学者郁永河在《裨海游纪》中如此评价荷兰舰船：“为帆如蛛网盘旋，八面受风，无往不顺。”当时叛降的中国人也都认为，荷兰船舰在海上的拦截能力闻名遐迩，只要荷兰人发起封锁行动，就可以阻遏郑氏军队来自大陆的补给品。遗憾的是，揆一领导的荷兰人没有采纳这一策略。另一项赋予荷兰人巨大优势的技术，是文艺复兴堡垒的建造。这种诞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技术，帮助荷兰人在人数处于劣势且没有得到外援的情况下，坚守了9个月。郑成功此后也是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才最终攻下了热兰遮城堡。欧阳泰认为，在中荷战争中发挥出的重大作用，说明文艺复兴堡垒正是此后支持西方殖民扩张的重要科技。
中荷战争中表现出的军事技术方面的细节，表明当时亚洲发达地区的军事发展水平，整体上并不落后于欧洲，亦即16世纪中期的亚洲与欧洲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但在某些领域，欧洲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为欧洲列强200年后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埋下了伏笔。由此，中荷战争的背后揭示出了近代史上中西“大分流”的复杂性。为此，欧阳泰表示，现代化的历史其实不是欧洲的支配史，而是一个文化扩散现象越来越快的过程，正如我们在中荷战争前后的历史中所看到的，军事革命始于中国，传到欧洲，后来又从欧洲传了回来。这种相互借取的现象已存在数千年之久，但在17世纪达到新高。这也说明，现代化本身是一种相互适应的过程。
欧阳泰意味深长地指出，1661年的中荷战争在整体上都是由天气引起的，这令他不由感慨—天意才是人类事物的最高决定因素”。不过，欧阳泰觉得，相较于我们在21世纪可能预见的灾难，17世纪的气候变迁根本微不足道，大自然显然即将要给我们现代人上一堂关于谦卑的课。作者这种谶言似的预测，或许有些危言耸听，却暗含着某种想要给予我们的警示。或许，在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谜团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所有技术因素最终都会变得无关紧要，具有决定性力量的还是那些人类无法控制的“不可抗力”。历史就是以这样一种高深莫测的方式在缓缓前行，正像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教授伊恩·莫里森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所言，“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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