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之家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搞的是形儒实法。也就是说,不管历代的皇帝多么尊儒,但都是表面文章,法家的本质从来都没有过改变。一旦有触及到自己利益的事情发生,就会立马显露出法家残暴的本质。再如,子女遵守孝道看起来是道德层面的事情,但是,中国古代却把“不孝”列为重罪,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无法对人性产生有效的约束。因此,儒家的学说是失败的。
管理的常识告诉我们:制定任何政策法规都需要找到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搞清楚“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据此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决定其实施的效果。而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普遍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强调道德感化作用;法家则认为“人性恶”,因此强调严刑峻法的作用,这就是出发点不同带来的差异。
在毛主席时代,有国营企业,有人民公社,有免费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有干群之间、群众之间基本平均的待遇。按照他的设想,百姓在获得良好待遇后,应该知恩图报的加倍工作。但是实际上,良好待遇带来的工作热情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紧接着就是低效率大锅饭。后来,他搞“文革”,希望发动群众来治理党风、政风,却意想不到的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人性之恶”,毛主席太相信人民群众了,但是,他美好的愿望在残酷的人性面前遇到了障碍。
到了小平时代,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在城市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这就是针对人的本性而采取的措施,也就是“奖勤罚懒”,由此极大的激发了百姓的工作热情,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尽管这种决策考虑了人性之私,却也忽视了“人性之恶”。所以,他设想的“先富帮后富”,根本就无法落实;官员贪腐之风蔓延,即便对经济领域的犯罪实施“严打“也无法遏制。
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人性管理”,这不是弱智就是脑子已经浸过水。人性本质上都是恶的,每个人都会尽最大可能地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付出最小化。在规划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根据人性来制定规则,约束人们遵循公序良俗。如果没有制度的有效约束,先富者绝对不会自觉自愿的帮助后富者,只会剥削穷人群体,侵吞穷人那本来就微薄德利益。贪腐官员禁不起也必然会前腐后继,这就是人性之恶在无拘无束的条件下肆意膨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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